AI Labs杜奕瑾Ｘ文策院丁曉菁｜用文化心做理科事（上） - 倡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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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30 劉嫈楓整理

本月人工智慧的科技應用如何和藝術文化產業搭上關係？《倡議＋》邀請客座總編、Taiwan AI Labs 創辦人杜奕瑾和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展開對談。過去總是被區分為左腦和右腦的科技和文化，其實並沒有想像中距離遙遠，都是要挖掘出人最獨特的創意。而兩位分別在人工智慧、文化努力，又是如何從無到有催生生態圈？以下為兩位精采對談。

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科技的深度。

Taiwan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

杜奕瑾：

在人工智慧實驗室中，人機界面是很重要的研究，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技術的深度。台灣長期以來多是代工的思維，追求工業4.0，這是好的，但要往下發展，文化是很重要的，要從新的體驗和科技，展開新的科技發展的領域。

因此在人工智慧實驗室中，我們有雅婷逐字稿、推出辨識研發，都是很重要的AI應用。在中國大陸這些被用來辨識監控，但我認為人工智慧不該是如此，他可以用來理解人，也能理解音樂創作的涵義，甚至用來輔助創作。

之前我們推出一張AI專輯《武漢肺炎》，就是透過人工智慧聽百萬首最有名音樂，分析情緒、理解情緒，知道情緒感覺，再從中創造出聲音。《武漢肺炎》就是一種嘗試，沒有人介入；專輯名和歌名也是去透過熱門新聞分析出來的，尤其每個熱門新聞詞，背後都有很多情感和情緒，再從中找出封面和創作。

今天和丁董的對談很有意思。我獲邀文策院加入成為董事之一，就是希望思考如何用科技協助藝文創作，就能有很好的發展。過去在文化藝術的人才培育都是不夠積極，也有受限於政策，但近期鬆綁放寬了很多限制，我們也開始思考人工智慧實驗室AR、VR可以怎麼用在藝術上。

文策院去年6月成立，但遇上肺炎，雖然種種藝文活動受到影響，但也因為受限，而從中開展出很多無限的想像性。但正是因為這個後疫情時代，應該思考如何定義下個階段的藝文發展，是不是能發展出新的想像應用和詮釋。

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有了新的工具，新的工具不只是讓體驗不同，也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走進故事不再是線性的，而是摸索出來。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

丁曉菁：

剛有一句話，我覺得可以刺激很多想法。文化界定技術的深度，當初邀請Ethan（杜奕瑾）加入文策院（擔任董事），也是透過AI智慧實驗室的計畫，透過技術來輔助創作。比如剛說的利用AI來掌握世界上、歷史上音樂家如何創作出來音樂的情緒和歷程，找答案。不同傳統的創作，透過程式語言思考共感的想像，就好有趣，而在藝術文化內容叩問出的問題也很不一樣。

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有了新的工具，新的工具不只是讓體驗不同，也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走進故事不再是線性的，而是摸索出來。

杜奕瑾：

我一直覺得人工智慧的技術本身沒有價值，價值是來自重現。在AI音樂中，創作是有核心和靈魂，如何透過人工智慧找出來，知道不同作曲家有不同風格和情緒，如何學習出來，未來甚至可能進一步協同創作。

這段期間科技防疫經驗，利用人工智慧跟醫生學會判斷方式，相互輔助然後做到世界領先。類似的方式放到音樂，也會是很好的展現。尤其台灣不是大美國也不是大中國主義，是開放的海洋文化，在自由發放的社會中，擁有很多自由多元的創作養分。

台灣可以透過新式科技加上文化創作展開新思路，會是大有可為。後疫情時代，我們看到有人會做虛擬演唱會、虛擬空間，是不是也有可能有新的方式，展現在藝術創作上。文策院就有很好的機會，之前攜手貝殼放大建立投資是一種嘗試，未來的創作也有可能實驗室的體驗創造出新的高度。

丁曉菁：

科技和藝術之間，在台灣長期被簡單化約成左腦和右腦的二分，學校體系就分流了，但回頭來看，科技和藝術都是人類文明進展的一部分。台灣在兩者不平衡，常常在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比較優秀的問題，但技術開展到一定程度後，就會進入剛討論AI時說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像力。如果還是像過去，專業訓練被二分法侷限，就會限制了可能性。

世界開始反思這過程。從前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人逐漸被工具化，教育也為了國家發展、經濟發展而設計出現，人的可能性因而被限制。但進入新的時代後，多數容易學習、操作簡單已經可以被機器取代，但也因此能讓過去人的全貌得以展現，人所擁有複雜能力的地方就特別珍貴。文策院也看見這樣的機會，搭建平台，希望打造生態系，讓長期因為制式教育、而被掩蓋住、被限制的可能性有機會發揮。

杜奕瑾：

在人工智慧實驗室裡，創意最強的人，常常不是走正規路線的人，常常是那些對社會有點想法、對周遭有點不滿的人。我們很專注工業4.0思維常在說，大量生產、要追求效率，但在定義下個階段時策略時，要非常小心。

人工智慧反而會取代掉那些重複性高、而且是容易學習的工作內容，就會用人工智慧學習，人最難取代的獨特思想和發明，有感同身受的想法。如何挖掘和提升，以前透過教育，但教育本身已經不太能夠滿足多元，讓大家擁有創意，進入產業之前，有一個銜接的東西。

現在我們來看，那些最強大的數位經濟平台FB、Apple、Google創辦人，最初創意的發想都是覺得Nothing can’t be done.而後實踐想法。大家後來發現可行而後追隨。所以我才不斷說，文化創意是一定要有的本質。

丁曉菁：

我也舉一個例子。台灣很習慣用科技解決人類社會低層次的問題，比如說量產比如說變快，這是基本上製造思維。人類社會需求複雜，在台灣大家愛講發大財，任何議題都會被擺放在經濟之後，但這些議題也要能和經濟呼應，就能夠引起共鳴。你越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解決各式方案，找出商業模式。

杜奕瑾：

剛說的數位時代大創業者，一剛始關心的事情，大家都覺得不可能。Apple賣不動PC，創辦人史蒂芬賈伯斯離開後，創辦皮克斯，接觸了內容產業，回來後推出iPod、iPad、iPhone，定義了新的模式，後面就跟著照做。

台灣不缺接訂單的人，缺的是定義未來的人。常有人問我，創業怎麼成功？成功不可複製，失敗可以借鏡。但如何定義創新的題目，我常說數位經濟的成功都是從身邊開始。跟隨不會成功。我常常覺得台灣創作的人很可憐，幫忙創新創意階段的人太少了。

丁曉菁：

如何幫助文化產業中孤獨創作者、創業者的孤獨？這件事情的倡議很重要卻很困難，大家還是有習慣的慣性思維。反過來說，藝術家在各式各樣敏感、有時對特別的事情耐受度極低。但也因為這樣的特殊，可以看見不同的視角，或是極大化讓你感同身受，這是好藝術家的必備要素。

在文明均衡的社會，這些特質就會被尊重，像是歐洲有很完整綿密的獎補助機制，台灣比較像歐洲。在美國雖是很資本主義的社會，卻有各式基金會、企業願意贊助藝術文化風氣，讓兩種人達到平衡，台灣重製造追求效率，迷戀技術。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也慢慢開始有工程師學會品紅酒，出現精英藝文消費。讓這個生態系變得蓬勃，還是理想的樣態，現在的年輕世代也是逐步朝向這個方向來前進。這跟上個世代我們爸爸媽媽想的不一樣，還是賺錢優先，其餘的命題就會被暫時給「忍耐、犧牲」掉了。

文策院也希望透過不同方式，透過新方法來解決老問題。我們從周邊國家的例子，文化占比非常高，很多國家都讓台灣羨慕，如何翻轉舊的思考，改變習慣的安全感。尤其這波疫情，看到有很好的公民社會治理的能力、數位基礎能力，會加速整個社會暫時放掉慣性，換個角度看自己。

「一個人為社會付出很辛苦，但一群人就不會寂寞。」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為倡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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