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行旅】當「翰林先生」遇上「大頭先生」 - 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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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偉基

近來「三中商」這個詞經常在各大媒體報道中出現，相信大家一點也不會感到陌生。「三中商」是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間老牌出版社的合稱。他們究竟有幾「老」？三聯書店於1948年在香港創立，稱得上是本土出版社的元祖；中華書局於1912年在上海創立，於1927年在香港設立分局；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在上海創立，於1914年在香港設立分館。最年輕的三聯書店已經是「七十老人」，稱他們為老牌出版社絕對是名實相符。但是，大家又是否認識他們背後的歷史，特別是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是民國時期中國兩大新式出版企業，對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教育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

1897年，夏瑞芳（1871-1914）和鮑咸恩（1861-1910）等人在上海創立商務印書館。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間小小的印刷作坊，後來發展成為近代中國出版企業龍頭之一，跟張元濟（1867-1959）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張元濟，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家庭，考取進士資歷後，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戊戌變法期間，他獲光緒帝（1871-1908，1875-1908在位）破格召見。因為他支持維新派，所以變法失敗後被清廷革職。他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反而是積極投身教育工作，希望通過教育救國。後來，在李鴻章（1823-1901）薦引下轉職南洋公學。張元濟曾經說：「今日我國，四萬萬人中，入學校，受教育，有普通之知識者，萬無一焉。即讀書識字，能作書劄，記賬目者，亦百無一焉。」可見他認識到興辦教育還不如普及教育，於是決定入股商務印書館，透過書籍出版開啟民智。

商務印書館創辦四人組：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及高鳳池圖：資料圖片

十九世紀末葉，中國連一套像樣的教科書也沒有，據說當時上海所有書商出版的教科書亦湊不齊初小四年級所需。在張元濟帶領下，商務印書館於1904年出版了一套採用歐美教育理念編寫的新式教科書，分別有修身、國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等不同科目。這套教科書稱為「最新教科書」，包括《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十冊、《最新初等小學算術教科書》十冊、《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十冊、《最新高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四冊、《最新高等小學算術教科書》四冊、《最新高等小學歷史教科書》四冊等。此外，還編寫出版師範學校用課本及課堂管理等給予老師進修使用的參考書。這套教科書可說是當時唯一一套完整的以及有影響力的中小學教科書。

張元濟圖：資料圖片

當歷史時鐘進入1910年代，中國即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政治上，武昌起義的爆發；在文化上，是中華書局的創立。

1912年元旦，陸費逵（1886-1941）和戴克敦（1872-1925）等人在上海創立中華書局。中華書局得以壯大成長，與商務印書館並駕齊驅，其關鍵人物就是陸費逵。陸費逵，複姓陸費，字伯鴻，原籍浙江桐鄉，出生於陝西漢中，由母親教導其讀書識字，十七歲入讀南昌熊氏英文學塾。據他自述，其太高祖為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在位期間的《四庫全書》總校官陸費墀（1731-1790），母親則是李鴻章的親族。據說其先祖本姓費，在明朝（1368-1644）中葉遷移到浙江桐鄉，其十七世祖出嗣舅父陸氏，遂改姓陸。數代後，因費氏本支沒有後裔，便兼祧兩家，複姓陸費。戊戌變法失敗後，陸費逵參與新學宣傳運動。後來，他跟友人在武昌合辦新學界書店，出售宣揚排滿革命的《革命軍》、《警世鐘》等著作。可見其思想已從溫和的維新走向激烈的革命。1906年，他為日知會起草章程。不久，清廷查封日知會，他逃亡上海，先後在昌明書店和文明書局任職。

陸費逵圖：資料圖片

1908年，在高夢旦（1870-1936）薦引下，陸費逵轉職商務印書館，先後擔任國文部編輯員、出版部部長、《教育雜誌》主編，並親自編撰了《初等小學修身書》等新式教科書。他認為「大中國竟無一完全自主之書籍商」，於是決定籌集資金，準備自立門戶。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他認為時機已到，遂在上海創立中華書局。據說，他跟局中同人打成一片，不論公私函件，均稱「某先生」或「某兄」、「某弟」，而自稱「弟」或「兄」；同人致函予他亦只稱「伯鴻先生」而不稱「總經理」，甚至因他頭大，戲稱他為「大頭先生」。後來抗戰軍興，陸費逵將中華書局重心從上海遷移往香港，在德輔道中告羅士打行二樓四號設立香港辦事處，並親赴香港指揮全局工作。1941年7月9日，距離香港淪陷不足半年時間，陸費逵因急性心臟病在香港寓所病逝，8月10日假孔聖堂舉行追悼會，並長眠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中華書局創立後，在《申報》刊登了一篇〈中華書局宣言書〉，提出了「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的經營方針。可以預見的是，他們即將成為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市場上的強勁對手。

在19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級教科書已多達五百三十一種，幾乎獨佔了當時的教科書市場。1912年1月19日，民國教育部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第二條規定「各州縣小學校應於元年三月初四日一律開學」。各間出版社紛紛利用這段緩衝時間趕緊出版符合新政府要求的教科書。中華書局率先推出《中華教科書》十種，包括初等小學修身、國文、算術三種，高等小學修身、國文、歷史、地理、算術、理科、英文七種。為了加強銷售，中華書局在當時上海最有影響力的《申報》刊登廣告，詳細說明他們編寫《中華教科書》的理念。《中華教科書》推出市場後，「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商務印書館亦不甘後人，馬上調整方針，在原有教科書上進行修訂，很快地便推出了《共和國教科書》，包括初小教科書十一種、高小教科書六種、小學教員用書十六種、中學教科書二十三種、中學教員用書九種。這場「民國教科書市場爭霸戰」正式拉開了序幕。